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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古往今来，陆战很少发生这种情形：获胜乃至完胜的一方，最高指挥官却阵亡了；然而，海战中，这种情形却是屡见不鲜。

    譬如，本书中不止一次提及的、确立英国海上霸权的特拉法尔加海战，英国舰队司令官、英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海军将领纳尔逊即于是役阵亡。

    又譬如，更早一些，万历朝鲜之役，露梁海战，中国海军的前敌指挥官邓子龙、朝鲜海军的前敌指挥官李舜臣，皆殁于是役。

    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形，究其竟，是最高指挥官在陆战、海战中所处的位置，完全不同。

    陆战中，最高指挥官就算亲临前线，指挥所也一定设在整个阵地的后方，尽可能减少被敌军远程火力以及流弹击中的风险；不论最高指挥官本人如何英勇无畏，也不可能同那些“排队枪毙”的普通士兵冒同样程度的风险。

    可是，海战中，舰队司令官和普通水兵同处一舰，根本没有“前方、后方”之别；而且，舰队司令官身处的舰桥以及同舰桥相连的舵房，又是主甲板的诸“上层建筑”中，敌舰火力首选之目标，因此，最高指挥官身负之风险，其实较普通水兵更大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“视死如归”是对舰队司令官的最基本的要求，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犹疑，本舰队的失败，就几乎是必然的了。

    譬如，前文提及的利萨海战，意大利舰队司令官佩尔萨诺海军上将之所以将旗舰由“意大利”号易为“铅锤”号，说到底，还是因为他觉得，处于战斗队形之外的“铅锤”号，要更“安全”一些。

    结果呢？大家都晓得的了。

    还有，这个时代——十九世纪六十年代，舰队指挥官的风险系数，正正处在整个海战史的峰值上——比露梁海战时期更高，比特拉法尔加海战时期更高，也比其后的大东沟海战时期更高。

    何以言之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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